第九十三章人间炼狱2
丢孩子,养孩子。
拐卖儿童,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无比常见又无比敏感的话题,但迄今为止,你很难从官方渠道搜索到中国被拐儿童的权威报告。
一个可供参考的数据来源,是国内最大的寻亲类公益网站“宝贝回家”,其中,有39825个家庭正在寻找丢失的孩子,以及34645个被拐的孩子正在寻找生身父母。
可那个成功寻亲的数字,还不到3000。
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,男主人刘利勤是一名装修工人,和妻子育有一双儿女,供养着双方老人。
但几年前小儿子刘静军的丢失,让这个家庭于一夜之间陷入了崩塌与绝望。
面向镜头,刘静军的老父亲泣不成声:
“冬天的时候天冷了,我考虑我孙孙是不是能穿暖……春节的时候,别人家的孩子在外放鞭炮,我考虑我家孙孙是不是在外面耍,放鞭炮……到了夏天,我家孙孙能不能脱掉棉袄穿上夏衣,晚上能不能睡好觉……”
父亲说这一切的时候,刘利勤在一旁沉默地抽着烟,低着头,不发一言。
他仍记得2010年4月11日那天,自己在忙活工作,妻子在家里烧饭,小儿子就在附近的小巷子里玩耍,结果一转眼,人就没了。
在监控中,他们看到了浑身战栗的一幕:
一个看不清面容的男人,把他们的儿子夹带着,从小巷中撤离,男人臂弯里的一抹白色,分明是刘静军丢失那天穿的白色外套。
孩子消失头几天,一家人分不清白天黑夜。
他们报了案,又对周边开展地毯式搜索;上网发帖,实地发传单、贴海报,甚至只要一在新闻里看到抓获人贩子的消息,就不远千里赶去探寻,看看是否有儿子的线索。
可几年下来,孩子依然毫无音讯。
如今,这个丢失了孩子的父亲脸上,只剩下麻木和空洞,对孩子的思念折磨得他发狂,对孩子的愧疚也无时无刻不在摧毁他的心。
“儿子,你恨我们吧,是爸爸妈妈不好,是我们没有看好你,是我们的错。”
他喃喃不停地说着,下一秒便掩面哭泣。
丢孩子,对任何家庭而言都是毁灭性打击。
在采访中,也碰上过被摧残得更加彻底的家庭——老人在知晓孩子丢失后,当即昏死过去,不幸病逝;孩子舅舅骑摩托车出去找孩子,在交通事故中不幸丧生……
可丢失的孩子,到底去了哪里呢?
在进一步的探访中,葛亚雷惊讶地发现,和家庭的苦痛绝望相比,有相当一部分被拐的孩子实际上过得并没有那么“糟”。
因为在中国,拐卖儿童的一个最主要流向,就是成为别人的养子,男孩尤甚。
杭州的王清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。
五岁那年,他被人贩子强行拖上了三轮车,随后汽车转火车,火车又转汽车,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转了几趟车,最后抵达了杭州。
在杭州,已育有三个女儿、但年事已高的养父母买下了他,把他当成传宗接代的唯一希望,捧在手心里呵护着长大。
老实说,养父母对他不算太差。
如果不考虑“买孩子”这一恶劣行径的存在,王清顺“一家人”甚至可以说是其乐融融。他也已经成家立业,对养父母也孝顺至极。
不是不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,只是五岁以前的事情,他实在是记不清。他也通过网络和媒体渠道做了一些努力,但成效甚微。
王清顺表示,就算有一天找到了亲生父母,自己也只是希望能有机会孝敬他们,多在经济上给予供养,但让他回去,他是不去的。
他在杭州已经有了稳定的生活,更何况,被拐卖一刀切断的时光,已无从回溯。
儿童拐卖所带来的情感枷锁与伦理困境,远比人们想象中更为沉重。
乞讨、卖淫、童工
失踪孩子的可怕结局
女儿失踪前一天,还在和母亲抱怨老师太凶,“这个学上得没有意思”。母亲宽慰了她几句,没想到这竟成为母女俩最后的对话。
次日,雷小霞放学后没有回家。
母亲打电话去问老师,老师却说孩子根本没来上学,并说自己工作太忙,忘了通知。
当时,雷小霞的父母已顾不上埋怨老师,和刘利勤一家一样,他们在第一时间报了警,并动用所有力量和资源去寻找丢失的孩子。
但同样也是毫无消息。
从年龄上来看,12岁的雷小霞已经懂事,何况又是女孩,在重男轻女依旧盛行的中国,她不是“适合领养”的那一类孩子。
每当想到在领养之外女儿可能的遭遇,雷小霞的母亲用手捂住了脸。她清楚地知道,但不敢细想,这对于一个母亲来说,太残忍了。
成为葛亚雷最开始关注的那种街头孩子,乞讨、偷窃、风餐露宿,是一种可能性;
还有一种可能,是卖给别人做了“童养媳”,或是被转入地下组织,成为。
位于陕西宝鸡的新星流浪儿童援助中心,就住着好多这样的孩子。从街头被解救的他们大多都是被拐后,被迫做着见不得光的事。
成为葛亚雷最开始关注的那种街头孩子,乞讨、偷窃、风餐露宿,是一种可能性;
还有一种可能,是卖给别人做了“童养媳”,或是被转入地下组织,成为。
位于陕西宝鸡的新星流浪儿童援助中心,就住着好多这样的孩子。从街头被解救的他们大多都是被拐后,被迫做着见不得光的事。
雷小霞也会成为这样的女孩吗?无人知晓。
或者她也有可能被卖到了黑工厂,成了一名童工,被无限剥削了血汗与自由。
来自天津的袁先生,就曾在十几岁的大儿子失踪后,独力调查过周边的黑工厂。
这个一心寻子的父亲甚至没有依靠警察,凭着自己召集的民间力量“捣毁”了黑工厂的窝点,解救了百十来个被拐卖至此的未成年人,可其中,依旧没有自己儿子的踪影。
孩子的丢失让父母痛苦,孩子的下场更让他们恐惧。尽管在人贩子眼里,被拐的孩子无论是何结果,都只是一笔可观的费用而已。
找到孩子很难,但没有人放弃
一个被拐的孩子,能卖多少钱?
葛亚雷在片中给出的数据是——平均下来500美金左右,当然,这只是当年他在摄制纪录片(2011-2013年)时的价格。
有买方的需求,就有丰厚的利润;有丰厚的利润,就有源源不断的人铤而走险。
唯一值得宽慰的是,自8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儿童拐卖现象,终于在90年代,随着有关拐卖儿童犯罪的刑事立法越来越明细(如拐卖儿童最高可判死刑)、公安部开始组织“打拐”专项行动而有所回落。
曾经也是寻子大军一员的彭高峰,在儿子乐乐失踪三年以后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,对方告诉自己,在江苏老家看到一个孩子,很像寻子网帖中的乐乐。
感谢这个陌生网友的留心与勇敢,正是对方提供的这条线索,直接导致了警方顺利锁定乐乐的位置,并将他成功解救。
和丢失儿童的整体基数相比,这些努力或许是脆弱的,是微薄的,是苍白的。
但水滴可以穿石,星星之火亦可以燎原,在极大的悲观失望中,一丝微渺的光亮也象征着希望与未来,足以照亮星辰大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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拐卖儿童,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无比常见又无比敏感的话题,但迄今为止,你很难从官方渠道搜索到中国被拐儿童的权威报告。
一个可供参考的数据来源,是国内最大的寻亲类公益网站“宝贝回家”,其中,有39825个家庭正在寻找丢失的孩子,以及34645个被拐的孩子正在寻找生身父母。
可那个成功寻亲的数字,还不到3000。
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,男主人刘利勤是一名装修工人,和妻子育有一双儿女,供养着双方老人。
但几年前小儿子刘静军的丢失,让这个家庭于一夜之间陷入了崩塌与绝望。
面向镜头,刘静军的老父亲泣不成声:
“冬天的时候天冷了,我考虑我孙孙是不是能穿暖……春节的时候,别人家的孩子在外放鞭炮,我考虑我家孙孙是不是在外面耍,放鞭炮……到了夏天,我家孙孙能不能脱掉棉袄穿上夏衣,晚上能不能睡好觉……”
父亲说这一切的时候,刘利勤在一旁沉默地抽着烟,低着头,不发一言。
他仍记得2010年4月11日那天,自己在忙活工作,妻子在家里烧饭,小儿子就在附近的小巷子里玩耍,结果一转眼,人就没了。
在监控中,他们看到了浑身战栗的一幕:
一个看不清面容的男人,把他们的儿子夹带着,从小巷中撤离,男人臂弯里的一抹白色,分明是刘静军丢失那天穿的白色外套。
孩子消失头几天,一家人分不清白天黑夜。
他们报了案,又对周边开展地毯式搜索;上网发帖,实地发传单、贴海报,甚至只要一在新闻里看到抓获人贩子的消息,就不远千里赶去探寻,看看是否有儿子的线索。
可几年下来,孩子依然毫无音讯。
如今,这个丢失了孩子的父亲脸上,只剩下麻木和空洞,对孩子的思念折磨得他发狂,对孩子的愧疚也无时无刻不在摧毁他的心。
“儿子,你恨我们吧,是爸爸妈妈不好,是我们没有看好你,是我们的错。”
他喃喃不停地说着,下一秒便掩面哭泣。
丢孩子,对任何家庭而言都是毁灭性打击。
在采访中,也碰上过被摧残得更加彻底的家庭——老人在知晓孩子丢失后,当即昏死过去,不幸病逝;孩子舅舅骑摩托车出去找孩子,在交通事故中不幸丧生……
可丢失的孩子,到底去了哪里呢?
在进一步的探访中,葛亚雷惊讶地发现,和家庭的苦痛绝望相比,有相当一部分被拐的孩子实际上过得并没有那么“糟”。
因为在中国,拐卖儿童的一个最主要流向,就是成为别人的养子,男孩尤甚。
杭州的王清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。
五岁那年,他被人贩子强行拖上了三轮车,随后汽车转火车,火车又转汽车,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转了几趟车,最后抵达了杭州。
在杭州,已育有三个女儿、但年事已高的养父母买下了他,把他当成传宗接代的唯一希望,捧在手心里呵护着长大。
老实说,养父母对他不算太差。
如果不考虑“买孩子”这一恶劣行径的存在,王清顺“一家人”甚至可以说是其乐融融。他也已经成家立业,对养父母也孝顺至极。
不是不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,只是五岁以前的事情,他实在是记不清。他也通过网络和媒体渠道做了一些努力,但成效甚微。
王清顺表示,就算有一天找到了亲生父母,自己也只是希望能有机会孝敬他们,多在经济上给予供养,但让他回去,他是不去的。
他在杭州已经有了稳定的生活,更何况,被拐卖一刀切断的时光,已无从回溯。
儿童拐卖所带来的情感枷锁与伦理困境,远比人们想象中更为沉重。
乞讨、卖淫、童工
失踪孩子的可怕结局
女儿失踪前一天,还在和母亲抱怨老师太凶,“这个学上得没有意思”。母亲宽慰了她几句,没想到这竟成为母女俩最后的对话。
次日,雷小霞放学后没有回家。
母亲打电话去问老师,老师却说孩子根本没来上学,并说自己工作太忙,忘了通知。
当时,雷小霞的父母已顾不上埋怨老师,和刘利勤一家一样,他们在第一时间报了警,并动用所有力量和资源去寻找丢失的孩子。
但同样也是毫无消息。
从年龄上来看,12岁的雷小霞已经懂事,何况又是女孩,在重男轻女依旧盛行的中国,她不是“适合领养”的那一类孩子。
每当想到在领养之外女儿可能的遭遇,雷小霞的母亲用手捂住了脸。她清楚地知道,但不敢细想,这对于一个母亲来说,太残忍了。
成为葛亚雷最开始关注的那种街头孩子,乞讨、偷窃、风餐露宿,是一种可能性;
还有一种可能,是卖给别人做了“童养媳”,或是被转入地下组织,成为。
位于陕西宝鸡的新星流浪儿童援助中心,就住着好多这样的孩子。从街头被解救的他们大多都是被拐后,被迫做着见不得光的事。
成为葛亚雷最开始关注的那种街头孩子,乞讨、偷窃、风餐露宿,是一种可能性;
还有一种可能,是卖给别人做了“童养媳”,或是被转入地下组织,成为。
位于陕西宝鸡的新星流浪儿童援助中心,就住着好多这样的孩子。从街头被解救的他们大多都是被拐后,被迫做着见不得光的事。
雷小霞也会成为这样的女孩吗?无人知晓。
或者她也有可能被卖到了黑工厂,成了一名童工,被无限剥削了血汗与自由。
来自天津的袁先生,就曾在十几岁的大儿子失踪后,独力调查过周边的黑工厂。
这个一心寻子的父亲甚至没有依靠警察,凭着自己召集的民间力量“捣毁”了黑工厂的窝点,解救了百十来个被拐卖至此的未成年人,可其中,依旧没有自己儿子的踪影。
孩子的丢失让父母痛苦,孩子的下场更让他们恐惧。尽管在人贩子眼里,被拐的孩子无论是何结果,都只是一笔可观的费用而已。
找到孩子很难,但没有人放弃
一个被拐的孩子,能卖多少钱?
葛亚雷在片中给出的数据是——平均下来500美金左右,当然,这只是当年他在摄制纪录片(2011-2013年)时的价格。
有买方的需求,就有丰厚的利润;有丰厚的利润,就有源源不断的人铤而走险。
唯一值得宽慰的是,自8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儿童拐卖现象,终于在90年代,随着有关拐卖儿童犯罪的刑事立法越来越明细(如拐卖儿童最高可判死刑)、公安部开始组织“打拐”专项行动而有所回落。
曾经也是寻子大军一员的彭高峰,在儿子乐乐失踪三年以后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,对方告诉自己,在江苏老家看到一个孩子,很像寻子网帖中的乐乐。
感谢这个陌生网友的留心与勇敢,正是对方提供的这条线索,直接导致了警方顺利锁定乐乐的位置,并将他成功解救。
和丢失儿童的整体基数相比,这些努力或许是脆弱的,是微薄的,是苍白的。
但水滴可以穿石,星星之火亦可以燎原,在极大的悲观失望中,一丝微渺的光亮也象征着希望与未来,足以照亮星辰大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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